晚霞报

我的母亲

□ 袁海马


小时候,我家很穷,姊妹5个、一个奶奶,就父母是劳力,每年凭工分分的粮食不够吃,还要东家西家借着吃。每年过年母亲只给2角钱的压岁钱,最多的一年给过5角钱,让我高兴得不得了。压岁钱都是用来买本子和铅笔,从舍不得买零食吃。那年月,我曾去东岸集上拣过西瓜皮,在肉摊上拣过肉渣渣吃。还和儿时玩伴夜里去瓜地偷瓜,去桃园偷桃用来充饥。

记得1958年,生产队吃大食堂,不准私人做饭,每家每户的铁锅都被搜走支援大炼钢铁了。一天,我娘看我饿得慌,就在给队里翻红薯秧子时偷扒了两块红薯,拿回家用瓦罐给我煮起吃。还没有煮好,就被队里的驻队干部发现了,他到我家严厉地批评了我娘,还把红薯和瓦罐一起没收了。

1970年,我们生产队来了一批开封市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当时知青是吃派饭,轮流到各家各户吃饭。虽然我家穷,没什么好吃的东西,但我的母亲都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吃。炒鸡蛋、摊煎饼、烙油馍,就算是当时的美食了,每次都是等知青们吃完了,剩下的才能拿给我吃。那时候我最盼望的事情,就是家里来客人,因为来了客人,我就不用再吃红薯、再喝杂面条了。我的姑姑、舅舅、表叔来了,母亲都会给他们做蒜面条、包扁食(饺子),这就是当时我家接待客人最高的标准了,我也借此机会改善一下伙食,饱餐一顿,解解馋。

我上小学时特别苦,毫不夸张地可以用吃不饱、穿不暖来形容。记得在上小学三年级时,我只有母亲给我做的一双布鞋。一次冬天下大雨,放学回家怕雨水把鞋打湿没有鞋穿,我把鞋脱掉装书包里,光脚踩泥回家。到家我娘一看,满脚是泥,脚也冻红了,她赶紧烧热水给我洗脚。洗完脚,她又用手搓,把我的脚放在她的嘴前呵气为我温脚。

母亲命苦,一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罪。她连县城都没有去过,汽车也没有坐过,一天福都没有享。1988年,年仅58岁的母亲因病去世,家里发来了电报,可我因为部队有紧急任务,不能回家为老人家送终。我的舅舅对此事耿耿于怀,曾经骂我是不孝之子。第二年我回家探亲,专程到舅舅家给跪下求他原谅。舅舅的气慢慢消了,其实他也懂得“自古忠孝难两全”的道理。舅舅虽然原谅了我,但没能给母亲送终却成了我终生的遗憾,永远的愧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