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霞报

酸甜的稿费

□ 肖坤友


我面前的这堆大钱小钱,面值不一,数了数,含未支取的一共1110元。钱虽少,却颇有意义。这是我近几年间投的4篇稿子的稿费,一直没有舍得用。除了最早发表的那篇《狗儿》外,后3篇都是写我的亲人的文字:《我的父亲》《我的母亲》和《换脚穿鞋的娘》。分别刊发在《四川公安》《晚霞报》等纸媒上。

关于稿费,我熟悉又陌生。打从1983年7月23日发表一百多字的小品文得稿费1.5元起,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和所有的作者一样,我的稿子只要一发表,半个月后就会有稿费寄来,几块几十块不等。那时工资很少,稿费收入是一笔许多人没有的额外收入,我写稿子是幸福的,也是很玩命的。我常常手持汇款单,在雅安挺进路邮局取了立马零存,天长日久,与汇兑员马大姐也整了个脸熟,战友们也投来羡慕的目光。瞅着存折上每次十块二十块的数字,不停地向着百千万的位数递增,我心里有一种甜滋滋的成就感。

在我的稿费记忆中,值得骄傲的有两笔:一笔在我兄弟高处坠落受伤、等着交钱做开颅手术的那天傍晚,连同他舅子火速从眉山送来的那笔钱,一起救了他的命。另一笔是帮助我女儿两次报名参加川大新闻函授。我遗憾的是,那时,也就是在我能用笔十块二十块地挣稿费的时候,我却没有用稿费来孝敬过我的父母亲。我没有用稿费给娘买过一件衣裳,没有给好喝酒的农民老父亲买过一瓶好酒。

到90年代后期,稿费,淡出了我的生活。我从雅安调到成都后,各种市场报、行业报如雨后春笋,一夜间纷纷破土而出。各种“记者”啸聚江湖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辛勤采写的一篇篇鲜活的新闻稿,借助传真机迅速传到报社。次日一大早,一个“报喜”电话打进了我的梦乡:“你是肖某某吗?你的稿子我给你用出来了哈,在今天二版上。我叫张某,报社记者,你以后的稿子就直接传真给我嘛。你的稿子还写得可以。放心,我一定会帮你用出来。”

骑摩托从黄田坝进城上班的路上,我迫不及待地从路边报摊买份报纸,飞快地寻找自己的文章——张记者的大名赫然挡在前面!稿子变成了他的稿子,稿费变成了他的业绩工分。而且早上听那口气,似乎我还欠了人家天大的人情债!后来我才知道,那时候,许多“记者”守在传真机旁边,各自划地(行业口子)为牢,将作者传来的稿子改头换面加上自己的名字;以后甚至删掉作者名字用其单位的简称替代,比如“成工宣”、“龚宣”;再后来干脆什么字也不留。自己辛勤劳动的产品,就这样眼睁睁被人堂而皇之地剽为己有,我很生气。

从此,我就很少甚至抗拒给报刊写稿投稿了。

后来,无与伦比的血脉亲情冲撞着我,自己又忍不住想提笔写写他们。我将朴实的文字,投给了以上几个媒体。稿子发表了,编辑给我寄来了样报和百十块钱的稿费。想到现在而今眼目下,仍还有媒体老师,对自然投稿作者的劳动成果如此尊重,我感动得想哭出声。

父亲已走,我打算把这跨度5年、来之不易的1110元稿费,在下次回老家时,亲手送给我还健在的八旬老母。让她在金花乡场的肉摊子上,用她儿子的稿费,每一场(3天赶一场)都买半斤猪肉吃,应该要吃一段日子了。我认为,自己这样做,其意义,远大于我和酒友们将其胡吃海喝一顿整完。


来源:晚霞报2020年5月8日 星期五 总第5351期 编辑:何一东